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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者的苦难之居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2-08-03 15:44 点击数:

  林怀特医生在乡下的那座老房子是一栋绿顶赭砖的别墅。砖块接缝处的白色粘合剂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变深,因此墙面整体呈现出深色调。屋顶是弯曲的,看起来就像是翡翠般的波浪在花园上翻腾,花园里有两棵百年桑树,还有些新种的橙树和葡萄柚树。这些树可能来自东边的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 森林,那里有许多同种树木,多年前曾是华人种植园所在地,展示着一个商业宏图:将一个著名的棉花种植地变为丝绸供应地。然而,一切未及实现。就在墨西哥革命开始六个月后,一群马德罗分子闯入农场并强奸了照料农场的女人。然后,一群暴徒在四月二日广场前企图对林医生处以私刑,尽管他的左前臂戴着显眼的红十字标识。林医生自救成功,并在几个月后讲述了他眼中的1911年5月13日至15日托雷翁 小规模种族屠杀事件。并非所有同胞都像他那样幸运:大约 300 名华人移民被洗劫、杀害、肢解以及剥去外衣。一个英国人下令在这座“死者之城”外墙旁边挖了万人坑,部分尸体被埋在此处。还有一些同胞死于苦役,尸体被埋在通往帕霍纳尔 的道路两边的水车底部。

  西尔维娅·卡斯特罗是一位身形瘦削、满头白发、长着鹰钩鼻的女士,她说:“林医生从来都不是大清帝国派出的领事或代办,而是当地华人社区的领袖,这两种身份有着天壤之别。在大屠杀发生前,他甚至已经获得了墨西哥国籍。”

  二十世纪初这座别墅还是林氏的私有财产,现在则成了革命博物馆,西尔维娅是馆长,她带着我穿过一道道门进入馆内。几十年前,宅子周边就已经变成了闹市区,矗立在中产阶级商业和住宅区之中,从这里乘坐出租车,仅需十分钟便可到达托雷翁的历史中心。

  西尔维娅继续说道:“他的确是这里的主人,但这里不是他的居所,他不住在这里。他的姐夫滕寅悌负责照顾这里。林的姐姐是档案唯一提到的华人女性,当叛军到达时,她和她的孩子们正住在这里。医生说叛军用步枪指着最大的女孩,强迫她说愿意嫁给他们。然后,他们将所有人赶到街上并将房子洗劫一空。滕家人逃到一位叫汉普顿的先生家里避难。”

  林璜医生建造了这座房子。它先是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购,而后,据一些资料记载,这里变成了妓院。此后又先后被伊格纳西奥·贝兰加·加西亚、卡洛斯·巴尔德斯·贝兰加及其家族购入,最后拉蒙·伊里亚特·迈斯特雷纳买下这座房子,在托雷翁百年庆典期间将其捐出用作革命博物馆。

  博物馆的介绍中,这座私人别墅辗转起伏的命运让我觉得十分有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介绍上显示房子原主人的名字为林璜,而我看过的所有文件,甚至是林医生在为自己做宣传的报纸广告上写的都是林怀特,林山姆或者JW,大概是他的名字有不同的英文译法。这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但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屠杀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早已失去原始的模样。

  同样令我觉得讽刺的是拉蒙·伊里亚特·迈斯特雷纳竟然作为博物馆赞助者及保护人出现在介绍里,要知道,这位拉拉乳业集团的前首席执行官是北方保守主义的拥护者,是拉美资产阶级的偶像,是典型的野蛮资本家。我敢打赌,假设我们回到1914年,当时墨西哥受到推崇的英雄们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几位业主拥有这栋别墅是合法的,更别说是令人向往的了。包括上述在内的种种矛盾赋予托雷翁这座城市崇高的光环,这是一座深受波菲里奥·迪亚斯 影响的城市,它像个十五岁的热血青年一样热爱革命。

  今天是周一,展厅不对外开放。在昏暗的光线中,我走在刚被打磨过的地板上,站在孔洞般狭窄的窗边来回扫视,尽力识别那些简洁的说明与模糊的图片,那是对一场十年内夺去百万人生命(很大一部分受害者死于饥饿与疾病)的内战的概括。我踩着松木楼梯上了二楼。在大厅的一角,我发现了一张横向的巨幅图片,内容是《公正报》为赞扬韦尔塔军队在14日取得胜利而发布的头版消息。对此我并不关心,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角落里的一则消息:一个新的大型中国外交使团将达到墨西哥。这个使团包括陈洛、胡晨平、T·陈、胡乔治。我猜他们此行的任务应该包括向维多利亚诺·韦尔塔 总统索要价值310万比索的黄金,这是马德罗 总统在拉拉古纳惨案后承诺的赔偿金。在1913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没有得到西方社会以及无比尊敬的美国大使的许可前,韦尔塔亲自下令暗杀了马德罗。我怀疑除掉人马德罗是继任政府为摆脱前任债务而制定的计划之一。

  我们一起走向她的办公室,那是一座位于别墅后院的独立建筑。我们随意闲聊。西尔维娅向我介绍了《托雷翁志》一书的大致内容,向我展示了摄影师米勒拍摄的革命时期的照片,允许我将她办公桌上的一册《托雷翁企业》数字化,帮我约见当地的历史学家伊路易卡米纳·里科,他写过与拉拉古纳地区马贡运动 相关的作品……

  “看,”她边说边把电脑屏幕转向了我,“这就是米勒的镜头捕捉到的袭击开始前暴徒的影像。”

  照片显示出一组按照军事排列的手推车,看不到武器。车辆看起来就像蹲着的、赤身裸体的巨人。车的木质已经腐烂,驾车的男男女女看起来都一贫如洗。

  “就是他们袭击了华人,”西尔维娅说,“他们是一群流民,随着革命军四处公然趁火打劫。大多数人甚至都不是本地人。正如胡安·普伊格在《佩拉河与纳萨斯河之间》一书的结尾所指出的那样,5月15日的不幸是一场突发的悲剧:大众通过行动发泄对特定移民群体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后者‘过于不同’。这次行动与拉拉古纳地区的排外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除了塞尔希奥·科罗娜·派斯博士外,墨西哥的历史学家或多或少都同意上面的观点。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与此同时,它符合拉拉古纳地区百姓的性情,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有利于我国史书的编写。 然而,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并打算对其论据进行一一反驳。

  托雷翁的屠杀华人事件是墨西哥革命时期时而被揭露时而被隐藏的一个插曲,而我们不能将公众对其历史认识(认同)的缺乏归咎于史料的稀缺。 1911 年至 1934 年间,既有口头故事流传,也有不同版本的印刷物记载了这一事件。1979 年至 2012 年期间,就算不是许多,也有多位学者研究过该主题。如果模仿博尔赫斯的话术,可以说这是一个“渴望被讲述的”事件:每隔几年它就会冒出头来证明自己依然存在。 我写的这本书恰恰显示了它的这种姿态。

  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都在竭尽全力消解该事件的影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其中还包括现在的托雷翁华人。 因此,直击事件核心变得异常艰难。

  我在儿时知道了这次事件。那是一个万圣节的夜晚,来自拉拉古纳地区的男孩胡利安·希门尼斯·马西亚斯和我一起在阿拉克兰黑黢黢的街区玩“不给糖就捣蛋”,因为早恋男女之间的一点事,他打破了我的头。作为惩罚,同时也是应其父母的要求,胡利安在我病床边陪护了两三个下午。在此期间,他给我讲了平原地区的足球比赛、红色小报 上的新闻报道以及一些有关尸体的古老故事,以此来弥补我所受的伤害。 据他所讲,屠杀华人的是传说中的杀人狂:潘乔·比利亚 。

  多年来,我发现该事件有不同的说法,不止一次地想彻夜阅读不同版本的故事。2012 年,当《佩拉河与纳萨斯河之间》再版时,我终于有了着手研究的理由。我打算撰写一篇不超过3页的介绍性文章。很快,我发现手头的信息太多了,而且很多观点是相互矛盾的。从《佩拉河与纳萨斯河之间》以及其它资料出发做进一步研究的想法吸引了我。我想:“这将是一篇篇幅为 15 页到 20 页之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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